来源：环球时报

近期的日美关系似乎出现了再度陷入不稳定期的征兆。日本首相石破茂5月11日就日美关税谈判表示，“我们一直要求（美方）取消关税”，并且“不会为了汽车而牺牲农业”。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再次对美国汽车对日本出口数量较少的现状表示不满。他说：“（日本）一直在榨取美国。每年向我们销售数百万辆汽车，我们却一辆车也卖不出去，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销售汽车。”特朗普不只是对日美贸易感到不满，他还曾公开表示：“我们（美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日本却无需保护我们。日本凭借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攫取了财富，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履行保护美国的义务。”此番言论明显流露出他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不满。对奉行“美国优先”的华盛顿而言，日美安保体系乃至日美关系，显然都是可以待价而沽的交易品。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战后对日本军力施以严格控制的国家正是美国。根据美国主导制定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地位协定》，日本虽无保护美国的义务，但日本也向美国提供了大量领土供美军作为军事基地使用，其中尤以冲绳为代表。并且，直至今日，日本仍然承担了数额庞大的驻日美军经费。日本前驻美大使藤崎一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特朗普早在2019年安倍政府时期就说过类似言论，现在这种言论又卷土重来”。藤崎一郎的表述显然代表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普遍感受。

战后80年以来，日本政府总体上采取了“对美从属”的路线，其背后的心理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败后的“帝国瓦解”时期，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改造，因此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而言，美国既是日本追求民主化的典范，也是安全保障的手段。同一时期，也是战败后化为焦土的日本，接受美国物资援助而重新润泽的阶段，美国因而成为日本眼中“进步”和“富裕”的象征。但与此同时，面对与自己真刀真枪对阵约4年的昔日敌国，当时的日本政府内心也存在着“面从腹诽”的复杂心态，将“对美从属”更多视为“战后复兴的手段”。

第二个阶段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达到顶峰，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傅高义所著的《日本第一》为代表，赞扬日本经营理念的书籍风靡一时，获得自信的日本人在经济上席卷全球。此时的日本不仅将美国视为单纯的市场，更将之视作能够一较高下的竞争对手。日美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剧，由此美国国内掀起空前高涨的“抨击日本”舆论。而后的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本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尽管日美关系矛盾重重，但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出于维系远东战略的考量，仍然必须“庇护”日本，日本也竭力将“对美从属”包装成“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社会陷入严重的自信缺失，日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昭和时代也在此时画上了休止符。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瓦解，美国从战后引导日本的“慷慨庇护者”，逐渐变为冷战后利益驱动的掠夺者。而习惯被美国庇护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日本，也逐渐萌生了深刻的不安与疑虑，日本开始担忧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眼中的“弃子”。因此，日本“手段性的对美从属”逐渐演变为“目的性的对美从属”。这种趋势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开始显现，直至2012年末的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这种“目的性的对美从属”几乎已不可逆转。日本将支付给驻日美军的巨额经费包装为“安抚性预算”，甚至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期间美军的救援行动称为“朋友作战”。这种如同骗小孩一般的语言游戏，反映出日本深陷对美不平等关系，却又不得不粉饰现实的焦虑情绪。

近二三十年来，日本之所以积极主动地强调“对美从属”，其根源在于自信的丧失，以及对美国挥之不去的不安情绪。如今的华盛顿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分裂与实力衰退的现象级产物，与它打交道，日本这样一个面对衰退而毫无自救之策的国家，只好如救命稻草般抓住同样走向衰弱的美国，从而陷入一种既对美国充满不安，又不得不依靠美国的矛盾心理。特朗普在日美安保以及“对等关税”等议题上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也反映了美方的某种真实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言行不仅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对美不信任感，也可能成为日本重新审视对美关系的重要契机。更乐观地看，这或许是日本修正长期以来“对美从属”路线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者是日本媒体人，本文由徐伟信翻译）